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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加时间:吴思琪在苏州读大学本科,考到大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后,也想把苏州的号码注销,同样被告知要回到注册地才能办理。“我找苏州的同学帮我去营业厅打听,人家让她填写了一张表,并且需要我的身份证。寄回身份证、填完表我同学再去,又提出要她的身份证。现在提倡信息多跑路,群众少跑路,为啥一个APP就能搞定的事,非得客户又寄又跑的?”
“相比于消费者,快递公司处于优势地位,如果建立行业性的黑名单,会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,我认为并不合适。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告诉记者,“即使要建立,也应该是确定几条刚性的标准,先行告知,做到公开透明。”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国进也认为,快递业作为服务行业,本身是不能拒绝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,基于恶意投诉等情形制定用户黑名单制度需要慎重,并且不得与现有法律规定相冲突;界定客户的恶意行为等方面,除了需要注意证据收集外,最好是由法院等第三方机构予以认定。
但这种危机的源头,却也正是基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所带来的副作用。90年代初的中国,大多数人还习惯分房,没有完善的土地转让、房地产销售制度,而企业层面也缺乏管控,《公司法》直到1993年底才出台。和大多数当时在海南的创业公司一样,万通那时也就像一个皮包公司。
对此,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建议,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,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,还有一方面也需要进行改革,那就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。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,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,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,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,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%的成本。
二,香港在完善一带一路资金融合体系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,在经济发展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需求很大,香港投融资经验丰富,具备人才、信息、资本等优势和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这种能力,完全可以乘势而上、顺势而为,加强与沿线国家、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合作,打造国际化的投融资平台,吸引跟多的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参与,在建设一多一路的资金流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所以说,出了这么离谱的差错,无论是有心无心,都得严肃问责。而不负责任的内容拟定者、把关者乃至印制者,都该在依法依规问责的射程内。若纯粹只是过失倒还好,公众更担心的,是问题的症结不止在“大意”,更在于近乎无意识的“认知偏误”。说白了,就是对扫黑除恶的理解跟法治要求严重不“对表”。在认知偏颇下,他们觉得那些不好的行为、事物都轻易地装进“黑恶”的筐子里。